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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0年12月16日至1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，首次将“碳达峰、碳中和”列入新一年的重点任务。会议提出，要抓紧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。要加快调整优化产业结构、能源结构，推动煤炭消费尽早达峰，大力发展新能源，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、碳排放权交易市场，完善能源消费双控制度。2021年12月8日-10日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会议指出，要正确认识和把握碳达峰碳中和。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，要坚定不移推进，但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。

碳中和目标任务提出一周年之后，最令人关注的事件是全国碳交易正式上线。实现“双碳”目标，需要在能耗和排放大的行业比如电力、交通、建筑等加速去碳化。当前，燃煤发电是我国碳排放最大来源，在碳中和路径下，电力系统需要深度脱碳，到2050年左右实现行业近零排放，非化石能源电力将占总电量的90%以上。有分析人士表示，碳中和的本质是大幅提升非化石能源比例。碳中和的整体路径即“电力行业脱碳，其他行业用电”。因此，全国碳市场开市首批纳入交易的是2162家发电公司。

全国碳交易市场启动以来，已成为全球最大的碳市场，去年12月13日，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运行满百日，全国碳市场碳排放配额累计成交量达8494.82万吨，累计成交额突破30亿元大关，达到35.14亿元。

交易是手段，履约是目的。碳交易最终是为了通过配额的资源配置达到调节碳排放的作用。

履约如何理解？比如说，某家燃煤电厂在今年底要履约，由于碳排放量大，届时存在缺口，也就是它的碳排放额度指标不够，因此还需要花钱到碳交易所去买额度。为了节约成本，它可能就会采取使用低碳的能源比如天然气，或加大对风电、光伏的投资，以抵消碳排放。从碳交易对燃煤电厂带来的改变这一案例可以知道，碳中和意味着能源结构的转型，甚至有人说是能源革命。碳交易为什么对于减排如此重要？因为，通过碳排放权的交易可以形成碳价格信号，利用市场实现优化配置。

碳交易并非我国首创。1997年《京都议定书》使得国际碳排放权成为了可以交易的商品，构建了碳交易市场，为各碳排放交易市场建立提供了模板。目前，欧盟碳排放交易体系（EU ETS）是目前全球建立最早、规模最大、覆盖最广的碳市场。根据欧盟官网，欧盟排放交易体系（EU ETS）是世界上第一个国际性的排放交易体系，启动于2005年1月1日；2020年EU ETS限制着超过15000家能源用户（主要包括发电站和工厂）和超过1500家航空公司的排放，涵盖了欧盟超过45%的温室气体排放；EU ETS涵盖的排放量在2005年至2019年之间下降了约35%。《金融时报》汇编的数据显示，今年以来，欧洲碳交易市场十分活跃，欧盟碳价屡屡刷新历史纪录，从7月底的50欧元/吨到8月底的60欧元/吨，再到11月的80欧元/吨，到12月已经站上了90欧元/吨。公开资料显示，欧盟碳市场是我国碳排放交易市场最主要的借鉴对象。作为探索，2013年起，我国陆续在深圳、上海、北京、湖北等8省市开展碳排放交易试点（ETS）。首批试点行业包括发电、石化、化工、建材、钢铁、有色金属、造纸和国内民航等八大高耗能行业。

为什么建设碳交易市场能够有效引导公司降低碳排放？首先，当碳排放成为一种污染权后，碳排放就变成了排放主体的生产要素，换言之，碳排放将成为生产要素被计入生产成本，任意（免费）排放已成为过去式。其次，通过排放主体之间的交易，减少整个社会总的排放量；通过市场交易机制的设计，可以增加排放者的生产成本，使其改进生产技术，多研发使用低碳零碳技术；鼓励减排技术高的公司多生产。比如，针对前述欧盟碳市场创纪录的价格，《金融时报》指出，更高的碳价意味着公司排放成本愈发昂贵，化石燃料的经济性大打折扣，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，新兴清洁能源技术的成本效益大大提升，如可再生能源制氢、碳捕捉和封存技术（颁颁厂）等。

我国提出“3060”双碳目标，意味着面对碳排放总量大、高碳发展惯性强的严峻形势，我国要用不到10年时间实现碳达峰，再用30年左右时间实现碳中和，可以说任务十分艰巨。作为市场优化资源配置的灵活机制，全国碳交易市场运行百日之后，随着交易数据以及履约经验的积累，进一步扩大纳入交易的行业和公司的条件愈发成熟。